吳永超

　　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引領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把握數字經濟的內在運行規律和發展的基本邏輯，從更加基礎的維度理解數字經濟特征及其與新發展理念之間的契合點，對于促進“數實”深度融合和經濟結構轉型有重要意義。數字經濟時代下，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這就使得數字勞動、數據產權制度、激勵機制以及數字信用等的關系需要用一個與時俱進的新框架予以整合，從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邏輯

　　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數據在現代經濟中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促進社會再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具有現代生產要素的基本特性。進一步分析可知，根源于現代科學技術條件和作為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特殊形式的數據，其參與生產最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信息，為經濟主體決策提供維度更加豐富、多樣性更加明顯以及系統性更加強的信息。并且，依托現代信息通信技術能夠有效提升將價值轉移到產品的效率。因此，涉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以及現代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中，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發揮著關鍵生產要素的作用。

　　企業與消費者共同創造價值。在數據特性的支配下，數字經濟形塑出全新的市場規則，其既促進了市場主體實現地位平等，又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與消費“同一性”內涵實現了拓展。同時，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數字經濟內在地具有包容性和追求共同價值的趨向，尤其是數字經濟的高度融合性正驅動著生產的社會化形式不斷發展。在數字時代下，社會個體本身就是數據的來源，經濟主體必須積極面向數字生態系統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在價值網絡上必然要從原來的“單向度”的鏈式結構，發展成基于與利益相關者共同構建的“多維度”立體網狀結構，體現出企業和消費者共創價值的特點。

　　貨幣資本循環發展邏輯。按照馬克思資本循環理論，產業資本運動需要經歷不同形態轉換才能實現價值增殖。其中，在購買階段的產業資本以貨幣資本形態呈現。在數字經濟下，數字平臺企業以其所擁有的數字技術優勢更加高效地整合和協調交易市場，并促使貨幣資本循環發展產生變化。一是企業在生產領域中除了購買基本的生產要素支持生產外，還需要進一步通過不同方式獲取數據，其向消費者所提供的“補貼”實際上是以獲取數據作為交易對價的；二是企業通過信息數據化、數據商品化以及數據要素化的機制，使得數據分析的成果更好支撐企業改進生產過程，加快產品流通時間并提升產品價值實現效率。由此可見，數以億計的用戶數據、流量和注意力等稀缺資源不但成為企業可出售的“無形資產”，更是提高貨幣資本循環效率的重要條件。

　　數字時代的分享消費邏輯。數字經濟的發展促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形成更加緊密的互動關系，消費本身的邏輯也在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共享理念和分享型消費模式。換言之，數字時代下人們更傾向于能夠便捷地、經濟地“使用”而不是永久地“擁有”某種商品。其內在的支撐機制就是商品和資源的產權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轉變，使得占有、使用、收益、處分行為之間可以相對獨立地存在，并且彼此不會相互排斥，這實際上與馬克思的產權理論之間存在內在的一致性。具體而言，數據本身的非實體性和多元主體參與所形成的去中心化趨勢使得數字化知識和信息與傳統的財產相比而言基本不存在排斥其他人使用的特性，這將促使消費者將關注點從產品的“歸屬”問題轉移到消費能否滿足自身需求的“功能”之上；同時，數字經濟下產權運作方式逐漸“優步化”，交易物品的財產所有權概念將被進一步弱化，為分享消費邏輯的實現創造了實際條件。

　　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信息通信技術更新了傳統的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的聯結方式，而新一輪技術革命除了能夠顯著提升勞動生產力水平外，還現實地推動生產組織方式的重構，使得數字經濟有條件成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礎性條件。首先，數字技術能夠推動產業和技術升級，創造更加靈活的勞動生產形態。例如，“數字游牧民”的出現為人追求更高層面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數字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增加社會總體財富，為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再次，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催生智力型勞動（數字勞動），不僅能夠促進勞動者不斷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實現個性化發展，還能進一步彰顯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推動勞動向其本真概念復歸。

　　深化數字經濟建設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

　　在新時代的中國建設和發展數字經濟，必須自覺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指導，深刻把握數字經濟建設與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聯，圍繞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征和邏輯建構起具有人民性和科學性的解釋框架，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立足新發展階段，以深化數字經濟建設為背景，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四方面問題：

　　一是總體層面，應直面數字時代深化數字經濟建設中面臨的挑戰，積極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始終保持理論體系的旺盛活力。要以數據作為現代生產要素并參與分配的基本現實為出發點，圍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邏輯要求，深入推進社會財富理論、價值實現理論、競爭與壟斷理論以及生產力理論方面的創新。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迫切需要系統闡釋推動數字經濟建設所引發的不同方面效應，以指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所要求的新型工業現代化、信息化、城鎮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F實中，重點是揭示數字經濟促進工業產業升級和轉型發展的內在機理、梳理數字經濟推動實現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支撐機制，以及以數字農業和數字鄉村建設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激發鄉村振興的理論邏輯。

　　二是學科發展層面，數字經濟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學科內容的擴展。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新的經濟形態，為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傳統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宏觀經濟問題，而數字經濟的興起引入了信息、網絡、數據等新要素，拓展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使得政治經濟學學科在研究內容上需要更加關注數字經濟的特點、規律和現實影響，探討其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民生福祉等方面的影響。其次是理論與方法的更新。數字經濟發展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數字經濟以數據驅動和數字技術為支撐，涉及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先進技術與思維方式。政治經濟學學科需要借助這些新技術進行數據驅動的研究，改進現有模型和分析框架，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釋數字經濟對經濟結構、產業變革、社會階層等方面的影響，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參考。再次是教育和人才培養的調整。數字經濟的興起對政治經濟學專業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需求。學校要更新教學內容，增加對數字經濟的系統介紹和深入講解，培養學生具備掌握數字經濟相關理論和技術工具的能力，著力培養具備跨學科視野和思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從而更好地解決數字經濟與社會發展相關的復雜問題。最后是學科交叉的促進。數字經濟背景下，政治經濟學與信息技術、計算機科學、管理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合作日益重要，使得政治經濟學學科需要主動拓展合作網絡、與其他相關學科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共同研究數字經濟對社會經濟、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影響。

　　三是產業發展層面，要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應對產業升級和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在更高水平上推動建設高質量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體系。一方面要以投融資體制改革和建設新型科技創新體系為支撐，探索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和筑牢數字經濟發展所依賴的“數字底座”的現實路徑，提升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數據的融合作用，在新型基礎設施的支持下進一步促進產業上下游、產供銷協同聯動，將數據融入到產業發展的各個鏈條和環節中，實現“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和數據鏈”的五鏈融合，為打通實體經濟發展的“堵點”、攻克產業發展的技術“痛點”以及制約產業融合的“難點”提供新思路和新模式。

　　四是制度設計層面，要把握數據成為驅動經濟運行關鍵性生產要素的內在規律，按照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健全完善數字經濟運行所依賴的基礎制度。一方面，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重大戰略部署，以著力完善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為根本，切實發揮數據要素價值，保障數據要素各參與方合法權益，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要以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為導向，以“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為目標，在數據要素的流通和交易方面深入落實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完善制度供給，推動數據市場化改革，支持健全完善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治理模式的確立，切實保障數字經濟運行過程中數據的安全可控。